但由于年鑒與方志在內容上都是記錄社會發展、志書出版收錄文史資料，在編纂方式、體例等方面也有諸多相似之處，執掌上海市通志館的柳亞子很快注意到了年鑒的特色，并逐漸萌生出一邊修志，一邊編年鑒，借用方志編纂資料和模式開展年鑒編纂工作的想法，“照理想的辦法，三年計劃在民國廿八年六月底完結，那時候通志應該全部都出版，而民國廿八年年鑒也應該編輯完成了。我們倘把民國廿三年一月起到廿七年十二月底為止的事情，搜集起來（可根據五年來的年鑒做藍本），弄一部《上海市通志續編》之類的東西。以后每五年出一本，可以長久的出下去”。

如何處理好志書內容的交叉呢？從組織上看，志書出版應從編纂班子入手，總纂是志書交叉的主要處理者，分纂在交叉處理上也有一定責任。只有總纂和分纂緊密協作，才能保證志書內容的交叉得到較好處理。不能把交叉的問題都放到最后的總纂上來處理，1100萬字的鴻篇巨制，都交給最后的總纂，工作量就太大了，必然會影響到志書的質量和出版的時間。

“待志”一詞來自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編撰的志書《壽寧待志》。志書出版是對未知的期盼，對事物可能性的探索。志，一種古老的文類，賦予事物以文字的形式。從傳統志書的體例來看，書籍囊括了和某個事物（花、草、山、水、城市等）有關的各種知識，隨著歷代后人的續編，事物的分類和注解不斷地被疊加、調整與更新。閱讀跨越古今，對話考掘歷史，知識以多維空間形式的被開啟。待志計劃正是這樣的活動，我們將重新面對當下世界，重新發現身邊的事物，嘗試通過志書的形式進行歷史梳理和當下演繹。待志計劃期待大家的參與，內容將以閑談、展覽、出版、建造等活動形式和大家分享。 202